现在印刷业如此发达,为什么书籍的校对不如古籍那么严格

发布时间:2020-05-22 14:00:00

最近,我读了袁枚的《绥远诗》,1996年5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,汪精卫、唐廷阳翻译。整本书分为三卷,每卷又厚又大。看起来相当壮观。但读出来很快让人失望。这本书的译文不如原文。更不用说其中的许多错字了,它让人痛苦。仅仅在前十页,我们就发现了很多地方,如“绿”与“缘”,错把“金圣叹”当成“金圣叹”等等,让人哭笑不得。读完这本书,人们对它不再感兴趣了。这让我想起几年前,我从内蒙古人那里买了一种新的唐语言。从那时起,凡是看到这家出版社的书的人,都会离它远远的,不再看它。现在看吉林人民出版社也一样,怎么不让人添堵呢?

最近,我读了袁枚的《绥远诗》,1996年5月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,汪精卫、唐廷阳翻译。整本书分为三卷,每卷又厚又大。看起来相当壮观。但读出来很快让人失望。这本书的译文不如原文。更不用说其中的许多错字了,它让人痛苦。仅仅在前十页,我们就发现了很多地方,如“绿”与“缘”,错把“金圣叹”当成“金圣叹”等等,让人哭笑不得。读完这本书,人们对它不再感兴趣了。这让我想起几年前,我从内蒙古人那里买了一种新的唐语言。从那时起,凡是看到这家出版社的书的人,都会离它远远的,不再看它。现在看吉林人民出版社也一样,怎么不让人添堵呢?

但后来,他们逐渐习惯了,因为不仅有这两种粗糙的出版物,还有一些好的出版机构。我曾在1999年10月看过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出版社出版的一套“新编名作家优秀图书”。我翻开散文卷,发现只有张爱玲、齐军、徐志摩的几篇精选文章,其中错误随处可见。有些错误的词可以猜出为什么是错误的,有些是无法解决的。整本书的感觉是出版时根本没有校对。读这样一本书,不仅考验你的语文基础知识,更考验你的宽容,这是一种精神折磨。

这样一本书的学校是谁?我在这本书前后找了找,但找不到校对人的名字。是不是漏印了?显然不是,因为现在几乎所有的书都不再有校对员了。所以我想现在的出版机构恐怕已经没有校对的职位了。全日制校对作为一种已经存在了12000年的“职业”,已经悄然消失。今天出版社的出版过程可能是这样的:原著由作者自己校对,编辑编辑编辑校对。因此,印刷的书籍,在版权页或标题页上,已看不到过去的“校对人:XXX”。

事实上,无论是作者还是编辑都无法取代专业校对。更何况,近年出版的许多图书都在“抢印”中,因此,在校对和装订方面也就不足为奇地存在这样那样的错误。就在写这篇文章的前一天,我在书店里看到了一套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绥远诗集(北京东源鑫鸿印刷有限公司印刷)。书中有好几页空白,一个字也没有,真是太神奇了!当然,印刷厂的质量检查恐怕有问题。

古籍中从来没有、也无法想象书籍是用白页装订的。

古人非常重视出版物的校对。隋朝以前,由于技术落后,印刷书籍并不容易。出版周期和数量与今天不同,但正因为如此,出版并不像今天那么随意。出版商尽力避免错误。当然,错误是不可避免的,但无论如何,不会有几页没有文字。在这里,我不是说古人的校对能力比我们高得多,而是他们认真负责的态度,这是我们今天经常无法比拟的。

在古代,为了避免文字上的错误,可以说有层层设防和努力。不仅印刷厂有专人校对,就连读书的人也总是愿意为校对出力。李清照在《金石禄后记》中说,她和丈夫赵明成是两个人,“他们一拿到书,就一起去上学,整理出问题并签字怪罪病魔,晚上一支蜡烛为率。”即便如此,对于学者来说,更不用说朝廷和政府对所传诏书和文书的审查和检查有多严格了。

中国发明了活字印刷术,但它不是世界上有专职校对的国家,但我不敢说,但至少很早就有校对。两汉时期,兰台、东莞建立后,朝廷设立了疏朗的位置。这个官职的工作与后来书店的校对工作相似,只是校对对象不同。后汉的邓和熙皇后就记载了这样一件事:

太后去了巩业,收到了曹大甲的经文、天文和鱼号。白天和晚上,省政府大声朗读,但犯了错误,害怕遵守法律法规。学者刘震和来自医史、仪郎史、四国官员史的50多人入选,他们精通学校传记。

邓太后是个女人。她那时在社会上不识字。然而,为了管理政治,她不仅在晚上读书,而且涉及的领域也很广。尤其可贵的是,她害怕遵守规章制度,组织专人对她想先读的书的错误进行检查和纠正。当然,这种校勘可能只是暂时的任务,但她对书籍的敬畏是令人钦佩的。

在古代,书籍的校勘被称为“校勘”。所谓校勘,是指“一个人读书时,可以把自己的谬误当成学校;一个人拿着书读书时,如果把自己的家庭归咎于对方,所谓校勘,“我们可以想象,像寇秋那样以错误的态度校对书籍的认真程度和责任感。无论这本书是印刷的还是手印的,都必须反复校对。沈括曾说:“校对就像扫地,扫地的同时,谋生的同时。所以一本书,三四所学校还是有错误的。”

到曹魏时,舒朗已成为正式的官职。”他负责整理书籍,纠正疏漏,被称为“书郎书记”,隶属于省委书记。到了唐代,版画印刷蓬勃发展,印刷书籍数量大增,传播更广。因此,朝廷设立了专职“校本”岗位,负责全国藏书的专项校勘工作。明朝废除了蜀郎的官职。

在清代的《书林清华》中,我们可以看到乾隆时期《四库全书》编纂时的“膏体出版校书”根据右边的收发、签名、抄写等项目清单,开盘时有专人负责。总校和分校以韩林为主编。书法办公室也有一般校务人员和分校校务人员,而翰林、六博士、校长、内阁秘书和帝国理工学院学籍都有自己的人。”明确规定“签字或错误”交部讨论处理。虽然处罚很轻,但也反映了法院对文字错误的严肃态度。清人大概知道,他们编撰的《四库全书》不仅对清朝负有责任,对后世也负有责任。因为他们非常珍视他们的书,我们至今仍然珍视它们。想想看。如果你不去想,别人怎么能当真呢?

但时至今日,我们的出版机构一直受驱使,没有时间校对。现在大家都忙着赚钱。大多数作家“赶时间”,出版商也“赶印刷”。至于印刷书籍有多少错误,对出版机构的声誉有什么影响,对子孙后代有什么责任,恐怕他们连想都来不及。他们也可能知道,自己印制的东西只是为了满足当下的需要。很多书都是情势和利益的对象,其中大部分都是转瞬即逝的。他们没想到会传很久。既然它们都是短暂的,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呢?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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